诛杨国忠”的名义谋反，史称“安史之乱”。李林甫倘若不死，势必还将继续在相位当下去。以他的手段，安禄山势必不敢谋反。而杨国忠，应该继续忙于与李林甫斗法，没有多大机会去撩拨安禄山造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唐朝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局面形成，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强化皇权成为皇帝的第一要务，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奴，应时被推上政治舞台，宦官监军制度、神策中尉、枢密使制度等相继建立，由此形成了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内诸使司使职系统。这一系列制度，的确使得皇帝通过宦官加强了对中央禁军、地方军队及朝廷官员的控制，至于后来宦官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向外廷渗透，开始对朝政发生重大影响，则是君权与相权矛盾尖锐的结果。

如前所言，唐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为方便宰相议事，于门下省设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二年七月，中书令裴炎奏请将政事堂移于中书省。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印。如此，中书在三省中取得了独尊地位，权力极大。唐玄宗很快就意识到这一问题，遂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并改翰林供奉为翰林学士，目的即在于分割中书草诏权，对外则宣称“万枢委积，诏敕文诰悉由中书”“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

安史之乱后，历任皇帝皆猜忌重臣，翰林学士参与政务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唐德宗信用翰林学士陆贽，“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陆）贽，故当时目为‘内相’”。到唐顺宗即位，以王叔文、王伾为核心的翰林学士院更是成为大唐决策中心，“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俾执宜承奏于外”，宰相成为虚设。

再说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翰林虽有权侔宰相之势，但其只是顾问侍从身份。中唐以后，中央朝廷重大决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