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式一事，可以见其本心。

同时他“不拘一格用人才”，商人进用为官吏的，亦复不少。至于那些歧视商贾的法令，有传统的因素在内，不能怪他。总而言之，商人在此以前，有许多途径及机会，可以免除这一次厄运，而都错过了，终于激出这样劫掠式的税法，这又何尝不是国家与社会的不幸？

因为国库有了这一笔大收入，不但地方的财政情况，大见好转，武帝亦得继续推行他的国策。元鼎五、六年间的定南粤、代东粤、定西南夷、分置张掖、敦煌郡，其来有自。这时候他已下诏“不复告緡”。而与“告緡”同时发动的财经改革，亦已见效，光是山东一地，漕米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和甘泉仓的粮食就都堆不下了。大汉的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元狩、元鼎年间的财经改革，首先要从币制谈起。文帝时代的“法币”是四铢钱，景帝一仍其旧。但吴国乱平，又抄了邓通的家，两大“私人造币厂”消灭以后，下令严禁私铸，而私铸之风不灭。武帝即位，废四铣钱，行三铢钱，更助长了私铸之风，因为钱轻了，私铸更方便。

私铸以外，还有郡国所自铸的钱。在文、景时代，以安静为本，郡县政务清闲，预算亦小，大致田赋的少量附加以及杂税收入，便可支应岁出。武帝时征发频繁，大事兴作、兼之水旱灾荒，处处需款，地方预算逐年膨胀，而田赋、丁税为国家正用，不敢截留，于是只好在钱上打主意。哪里有铜山，便在哪里开采，就地鼓铸。

中国的矿产中，铜的资源开发得最彻底。试看晚出的两部地理书，《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内中“铜山”一词，不计其数，而明清两朝铸钱所用的铜，皆仰给于云南。此外比较有名的铜矿，不过四川彭县、贵州大定等少数地区。凡黄河、长江两流域所经各地，都只有“铜山”之名，而无铜矿之实，就是这个道理。

武帝初年，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