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两大“造币厂”虽不存在，郡国中却有无数小造币厂兴起。

在理论上铜山属于“少府”，为皇帝私人的财产，但资源不加开发，等于货弃于地，则郡县为了筹措政费而加以利用，亦不算非法。不过这一来，势必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其结果则“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当时政府的对策，只是不断更换“法钱”的制式，三铢钱行了不久，又换为四铢，但不称四铢称“半两”。半两钱通行了十几年，改用五铢钱。这样改来改去，铜的本质仍在，回炉重铸，依然有那么多钱，四铢钱改为五铢钱，即等于五个钱变成四个铢，通货收缩的幅度为五分之一，实在无济于事。武帝简直是掉在铜钱的迷魂阵里，一筹莫展。

那时武帝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法制史上的名人张汤。

张汤有司法天才，未成人时就会“治狱”。被告是一头老鼠——老鼠偷肉，张汤的父亲当是他偷嘴，他被打了一顿，心中不服气，掘开壁洞，“人赃俱获”，他照对付盗犯的办法，先把老鼠吊起来打，然后起诉、判决，执行死刑，再连同“贼赃”，一起呈报。所谓“劾一也，爱书二也，论报三也。三事具而狱成”，不独司法程序上有条不紊，而且所作的判决书，“文辞如老狱吏”，张汤的父亲“大惊”，便训练他成为一个法官。他最早在长安附近当地方官，以后得丞相田汾的提拔，当到侍御史。陈皇后与楚服的那件“巫蛊”案，就是他的承办，因为办得彻底，颇得武帝的赏识，迁太中大夫，与张禹共造律令。不久，升调为“廷尉”，掌管全国司法。

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造反的大狱，都在他任内，追根到底，毫不放松。到了元狩二年拜为御史大夫，好比以司法行政部长升为行政院副院长，所管的事便多了。

“告緡”令就是他的一杰作”，改革币制也是他的建议。

那时上林的白鹿，繁殖得很多，国库中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