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但日本方面积极”引诱”的手段，终不免使他”春心荡漾”了。

就在板垣发表强硬声明，亦就是”芦沟桥事变”将届周年的前两天，近卫销假视事；同时昭和分别召见了板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决定了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平时高宗武已私下到了横滨；由于扶植汪精卫的路线已经确定，所以高宗武才得由影佐祯昭的引见，与近卫及板垣会谈。他要求近卫亲笔写一封”日本政府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这是国际交涉惯例绝不容许的事，结果改由陆相板垣出了这样的一封信。

但高宗武这条路线，还是表面的；另外有条秘密路线，由石原亲自领导，出面执行的则是参谋本部情报课的中国班长今井武夫中佐，早在宇垣、板垣未入阁前的4月间，便跟汪系的梅思平，在香港作了秘密接触，那是典型的特务政治，一切表面文章都不必谈，赤裸裸地提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作”计划。但梅思平知道汪精卫多少还有点”头巾气”，所以他跟今井武夫接触的结果，报知汪精卫的只是比较冠冕堂皇的一部分；真正的秘密，只有陈璧君一个人知道。

当然，日本方面希望高宗武这条路线能够成功，也就是一反近卫的第一次声明，以蒋委员长为对手，谈成”中日和平”。但一方面鉴于蒋委员长的意志坚决；另一方面发觉高宗武并不如梅思平那样纯粹以拥汪为目的，而他另有他的一套想法，希望以汪精卫为过渡，影响蒋委员长，改变政策，愿意谈和，所以起初虽是擅自行动，未经政府许可，秘密赴日，但回国以后，整理出《东渡日记》、《在东会谈纪录》、《个人观感》3个文件，函呈驻节汉口的蒋委员长，并特别陈明：“倘有可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在日本军部看来，高宗武便是相当危险的人物，因为跟汪精卫的秘密交涉，蒋委员长都会知道；从此对高宗武器了戒心，同时也决定了加紧利用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