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用”支那一流人物”，酿成”新中央政权”的机运；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中树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促使中国法币制度崩溃，取得中国在外财产，从财政上去彻底击败中国。

至于第三个文件，所谓”支那政权”是指日本炮制的”新中央政权”而言；既有”内面指导”，则此”新中央政权”必成傀儡，自不待言。

不过宇垣虽建议请孔祥熙赴日本会谈，但以孔祥熙对国家的纪录，及与蒋委员长的亲密关系，绝不可能期望他能为”新中央政权”的领导者；而且亦难望与孔祥熙的谈判中，获致如何有利于日本的和平条件。因此，虽然乔辅之与中村丰一第二次在香港会谈，大致已达成可由孔祥熙前往长期谈判的结论；但板垣一变初衷，认为这样的谈判，并无好处，便趁近卫请假休养的机会，利用”帷幄上奏权”，谒见昭和后，接见外国记者，发表”倒蒋”的声明，接着进一步表明了强硬的态度，明白反对宇垣的外交方针。石原的谋略，遭到严重的挫折；同时这对策动”九一八事变”的亲密搭档，亦就此分道扬镳了。

促使板垣态度变化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支那一流人物”，就是汪精卫。他早就在唱”低调”了；当”宇垣工作”刚开始时，想去说明蒋委员长，放弃”抗战到底”的决心——那天蒋委员长因为重感冒，必须卧床休息，便在病榻前面，接见汪精卫。

慰问了病况以后，汪精卫有片刻的沉默。他一向以长于词令见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冷场的局面，当然是有一句非常重要而难于措词的话在考虑。蒋委员长虽在发高烧，却是神智湛明；见此光景，便从床头柜上拿起一杯白开水，喝一大口，舒口气说：“如果我们接受了日本的和平条件，将来喝口水都不会有自由。”

汪精卫默默不答；敷衍了一会，告辞离去；他已知道蒋委员长的决心是决不可动摇的，与日本谈和的话，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