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织与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