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而已。却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陈璧君的文字，跟她的性情一样，质直勉强，自以为是，本不宜曲曲传达汪精卫幽微复杂的心情，所以这篇纪录，在汪精卫很不满意，觉得许多地方，言不达意；不过他已无力删改，只由护士扶持着，草草写下了题目《最后之心情》，并签了”兆铭”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