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也是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从来没有火气。有机会与女儿谈话，也只是反反复复教导她“听话”。听谁的话？柳璀当然清楚。

父亲怎么会是陈阿姨说的那样的人？

不过，她没有理由怀疑陈阿姨会对她说谎：没有任何动机可言――一切都已经随风消失，该忘记的早就被忘记，这一代男人都走进坟墓，寡妇都在坟墓边上等待，有什么必要重新编织那么复杂可怕的一个故事？

她想起母亲再三要她到良县来见这个陈阿姨，几十年不想往来的人，难道母亲对事实真相，对陈家的苦难，肯定有点感觉，却不敢自己面对，让她这个作女儿的来承受过去的重担？

这时候柳璀想起她今晚来陈阿姨家的直接目的，觉得十分尴尬：这个时候拿钱出来，算什么呢？赎什么旧帐，示什么恩惠？她不愿意听陈阿姨说，“把钱收起来吧。你陈阿姨饿死，也不会到你们门前讨口米汤喝的。”当然，陈阿姨至今没有说过这么刻薄的话，对几十年受的苦，她尽可能轻描淡说，除了怨自己的命不好。

不过，又有什么理由不拿出来。这不在于谁家欠谁家的，没有谁家该还情的意思。这是她本人的，与上一代人没有关系。

可是她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她离开时，还是带着那个公文皮包。

与丈夫在一起

柳璀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群少年在打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他按在墙上，拳打脚踢。那人倒在地上，不停地求饶。他们还是用脚对着他的脸猛踢，沾着血，沾着肉块，骨头咔嚓断的声音，最后地上是一个大血团。

在文革中，她好多次看见有人上吊跳楼的惨状，但是始终没有与父亲的死联系起来。她从来没有想象父亲死时是什么样子。虽然她一直后悔未与父亲见最后一面。父亲自杀后，李伯伯没有马上告诉她。当然，她如果赶回成都，也未必能见到父亲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