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利安很愤怒，就像伦敦东区曾经使他愤怒一样。世界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而他却在干什么呢？

他想起在青岛火车站前，他跳下人力车，差点撞倒一个上身光裸裤子极破烂的人。他收住脚，那个人是撑着拐杖，却跪着伸出双手乞讨。他看清了，这人从大腿以下全没了，面前是一块布，上面写着字，不知是什么字，也来不及问，只是顺手往布上扔了几个钱，赶快进站去乘火车。那个人可能是个伤兵，和日本法西斯打仗，丢了腿，政府没心思管他，也许是在内战中丢了腿，更没人管。他的腿桩上不知如何钉了两截木头，他就“站”在那两块木头上。

他不是不知道，在英国时，从记者的报导，从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都仔细描写过中国的贫穷和苦难。中国的故事永远是悲惨的，让那些神经脆弱的太太们读不下去。所以中国是最值得革命的地方，需要马尔罗笔下那种敢于牺牲的中国英雄。这时，他非常清晰地记起在去年九月，从香港乘船驶进上海时，他对这个国家的革命充满了怎样的激情！他写给母亲的“遗书”，他来中国就是为了奔赴一条值得献出生命的危险的路。

首先，现在看来有一种可能事件的发展，会使我卷入中国的革命政治，我想我会成为一个杰出的行动者，我想试试。

其次，我做任何事，必是出自坚定的信念，我对这个世界弄到如此白痴般一团糟感到有责任，而且，对身受此难的苦命的中国人深为同情。如果我的中国朋友冒险，我希望我分担这危险……

这封长长的“遗书”，他一直保留在身边，没有寄出。因为他到中国后，西方人写个不休的苦难，他看到不多。相反，他看到老百姓有自己喜庆的祥和，一旦从苦力劳动脱身，他

们的生活也自有风趣。就说青岛，下等餐馆墙上也必然挂挂书法，柜上摆盆花。他们在这个海湾边放个塔，那个山头放座庙，艺术融入自然，毫无唐突。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