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大王归藩而已，何云逐也？”

刘隗寸步不退地回答：“诸王镇定方面，本武皇帝旧政，今无罪而使归，非逐而何？”

裴该此前就和梁芬说起过，“八王之乱”最大的诱因，不在贾后擅政，而在于诸王权力过大。魏之藩王，说不上等若囚徒，但本身也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但司马氏篡权后，鉴此前车之覆，却允许藩王掌握兵马，大国五千、中国三千，下国一千五百，且大、中国王还往往挂着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坐镇要地。所以说藩王不在国内呆着，却任外州都督，本是晋武帝以来的旧例，如今制度未改，旧例未破，你就一定要无罪的司马睿归藩，难道还不是“逐”吗？

话赶话的，逐渐剥除了种种温文尔雅的表面文章，而深入利益的实质，裴该因此略一沉吟，就打算直指问题核心——他终究不是此世的官僚，实在不习惯啥事都拐着大弯儿说——“卿其不闻晁错之言乎？‘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裴该的意思，如今建康政权势大难制，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长安的皇权，就如同昔日吴、楚诸国对于汉廷一般。虽然袁盎曾经劝谏汉景帝杀晁错，说“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但后世有几个人说晁错做得不对，藩不可削啊？有谁会认为，倘非晁错建议削藩，则吴、楚必不会反啊？如今的局面，与之差堪仿佛，那我身为朝廷执政，该怎么做？你来说，你来教教我吧。

刘隗当即回应道：“裴公此例大谬，岂裴公自比为晁错乎？如汉武帝下‘推恩令’，使诸藩自削，乃不为朝廷之祸，何必急于求成？”

裴该反问道：“若非先定吴、楚，武帝安能用主父之策，坦然削藩？”

刘隗道：“固然，即无晁错削藩，吴、楚亦必反。然‘治大国如烹小鲜’，事有当缓图者。若汉景帝不急功近利，而缓缓图之，则朝廷之势日固，而吴、楚之谋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