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忙吹熄灯，躺到被窝里。我怕大姨生气打表哥，就钻出被窝，随大姨出去。这时我看见大姨在用衣袖擦眼泪。

那时我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我，表哥才不能上学，我想既然家里穷，我也不上学吧，挣钱治表姐的病，让表哥上学。那天晚上我没写作业，找到大姨就说了。大姨的脸就白了，她不信地问我：“你说啥?”我又重复了一遍：“我不上学了。”大姨挥起手就朝我后背拍了一巴掌。大姨打完我就哭了，大姨边哭边说：“你不上学?你不上学我咋对得起你妈?家再穷，就是大姨要饭也得供你上学呀。”我也哭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在大姨面前提过不上学的事。以后，在我想在学习上偷懒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表哥和大姨的眼泪，我就深深地为自己惭愧。

四

一天晚上，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集合农场几百名劳动改造的人。他站在队列前，手里拿着一份红头文件。一只孤单的电灯在他的头顶上悬着，拉出他孤单又长长的影子。柴营长就冲隐在黑暗处的那些劳改的人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啦，备战备荒为人民，美苏两霸时刻想颠覆我们。毛主席还说，我们要—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为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父亲站在队伍里，他的左面是刘大川，右边是胡麻子，完全按照出工送粪的队伍站立。我父亲一听，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浑身上下的血液在周身就狂奔起来。父亲呼吸急促，他两眼烁烁放光地望着灯影下柴营长一张一合的嘴。

熟悉当年情形的人都清楚，那时的战备搞得很吃紧。珍宝岛事件，中印边境上的争执，一时间，中国风声鹤唳，备战成风。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农场，离苏联和外蒙很近，是即将爆发战争的最前沿。柴营长依据上级的指示，要把这些劳改分子们武装起来，随时准备对付一切敢来进犯的敌人。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