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政府已喊尽了反攻的口号。走下心来全力建设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到九年，大约是老蒋总统下的最后一张，也是最具有永久影响的手谕。台湾文坛也渐渐传出一些清晰的声音，能帮助我回答外面那些问题，诸如:“台湾是怎样的地方?人们怎样活着?心里在想什么?将往何处去？”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我望着图书馆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心中暗自想着，也许我回台湾后，有机会可以借着文学评介具体为台湾说些什么吧!就是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

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籍隔阂，大家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exile）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