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渐渐也走上成熟叙述之途，甚至帮助了当时的教科书，作为年轻一代中文辅助的读物。

一九七三年当我开始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台湾文学已渐成形。英译台湾文学的愿望，最早潜伏于两次因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计划去美国访问。那时经常在访问活动中受邀“谈谈台湾”（saysomethingaboutTaiWan，）。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九那些年，许多听众总是会先问:“你们在非洲吗?”“你来自有金佛寺的泰国（Thailand，音与TaiWan相近）吧?”自此以后，我在国外公众场合，尽量穿矮领，自然宽松，下摆开叉在膝盖下，走路毫不拘限的旗袍，绝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误认作日本人。在最早的交换计划中，美国似乎比蒋总统更实践“以德报怨”主张，我第一次去访问时，同期竟然有四个日本人!而我代表“中华民国”（TheRepubliCOfChina）却只有一个人，一直是孤军奋战。所以我必须努力保持国家的尊严，“输人不输阵”。

“谈谈台湾”，这看似轻松的题目，却是最复杂的考题。常常和我同组，也是唯一来自南韩的教师高玉南自我介绍时，只要说“我来自韩国”（IamfromKOrea），全场都完全了解她的身分。那时美国刚刚打完韩战，全国都是南韩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却已不在中国大陆。我家来自满洲，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距上海六百余里……。接下来就不甚好讲了，我必须很自信地说:“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保持中国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与和平。”

那时，这些话并不仅是口号和宣传，而是全民的企盼，在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将近一千万的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靠这个想法活着。一九四九年前，槛褛疲乏的“棉被兵”和他们幸存的眷属，多数仍在临时搭建的眷村中，怀乡念旧，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