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联系。

颜娟英与陈芳妹为我主编的笔会英文季刊撰写文化艺术资产专论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编辑《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时大力协助。陈幸蕙多年来伴我饮茶谈心。二00四年我去美国小住，她在台北与隐地全力主编，将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0年以后的郑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笔会季刊选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最真实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陈昌明、康韵梅、张钧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车祸，他们不停地去汀州路三军总医院看我，令年轻的医生们非常羡慕。如今他们都已是社会中坚分子。即使我最后一班的学生也都各有成就了。这十八年间无论各人遭际，政治立场等等如何不同。我们师生之间，他们称之为“革命感情”是不变的。

离开我的教室之后，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