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头，想不出个好罪名来，是过不了关的——”

“真亏了你，吕芳——”吴振铎含糊地说道。

“我还算好，整个文革只挨过一鞭，”吕芳指了指左边肩膀笑道，“就打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们统统关进了学校里，隔离审查，吃饭睡觉都是集体行动，从宿舍到饭厅大约有两百米，每天吃饭，我们都是排队走去的，不过，要一直弯下身，九十度鞠躬，走到饭厅去，那些红卫兵在我们身后吆喝着，手里拿着长皮鞭，赶牛赶羊一般，哪个落了队，便是一鞭过去。有一次，我是在最后，腰实在弯痛了，便直起身来伸了一下，嗖地一声，左肩上便挨了一鞭，疼得我跳起来，回头一看，那个红卫兵，最多不过十五六岁，又瘦又小，头上的帽子大得盖到眉上，我们一个照面，两人同时都吃了一惊，我看见他一脸青白，嘴唇还在发抖。那些孩子大概给自己的暴行也震住了，我只不过挨过一鞭，我们院长却给斗得死去活来，趴在地上逼着啃草。好几位先生熬不住都自杀了，我们钢琴系一位女教授，留英的，是个老处女，红卫兵把她带回去的奶罩三角裤统统搜出来，拿到校园里去展览。那个老处女当夜开煤气自尽了，她穿上旗袍高跟鞋，涂得一脸胭脂口红，坐得端端正正死去的。红卫兵走了，工宣队又驻了进来，七折八腾，全国最好的一家音乐学院，就那样毁掉了——”吕芳耸了耸肩膀，苦笑了一下。

“真是的，”吴振铎喃喃应道，“你先生呢？”

“他本来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文革一来就给下放了，一直放到湖北黄冈一个乡下又乡下的地方，他最后一封信说，那里的蚊子，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他怎么死的，几时死的，我到现在还不清楚，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仍旧活着——”吕芳摇了摇头，“我跟他的感情其实并不很好，两人在一起，常吵架，但那几年，我却特别想念他，我一个人在上海完全孤立了起来，连找个人说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