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希望去开会呢，顺便可以建议组织上对你母亲的事情重新予以考虑。

说真的，那时候我强烈感到自己更希望你母亲把孩子生下来，一则我觉得你母亲有这样愿望，我们应该尽量尊重她，不能伤她心；另外我想革命也许会很快胜利，我们也许没必要做出这牺牲。

但当我再次审视手上纸条时，我又感到了不对头，因为我想，如果正常的话开会的消息应由你母亲通知我，而且正常情况你母亲总是不叫我去，自己去开了会后，把会议和我有关的部分转告我：总是这样，很少有例外。

第61节：不祥之感

记得只有一次，你母亲有事不能去，是我去的，那都是半年前的事了。

我还记得，就在那次会上——我参加的第二次红楼会议，我发现我们已经少了一位同志，就是那个青年学生，你还记得吗？对，就是他，额头上有一块红斑的那个人。

我现在想起来了，他代号叫"半月"。

我或许在前面说过，他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同志，却是最早遇难的，牺牲时才20岁。

他的牺牲，使我懂得了——更加懂得了，成为不死，那不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愿望，因为那很不真实，很渺茫。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敌后穿插，清晨起来还看见自己活着，那是多么幸福的事。

是啊，生命对我们来说就像天上彩虹一样容易消失，阳光、水汽，甚至你站立的位置、目测的角度——凡此种种，只要稍有偏差，都可能使彩虹消失。

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珍贵而伤感，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着无可挽回和必冒风险的危机。

有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切断动脉、喉管，用自己的牙齿咬碎舌头，或者用一粒剧毒药片结束自己生命。

所以人们说，成为一名特工，无异于把一只脚送进了地狱的门槛，另一只在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