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而暴露身份，借此戴笠在军统进行彻底搜查，一一考究，人人过关，结果张蔚林发展的杨恍等五位同志全部被捕（四年后被杀）。

当时我已离开军统总部，在下属的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官，上帝让我避开了这次大搜查，成为惟一的漏网者幸存下来。

后来我在警校秘密招收共产党的学生，希望他们毕业能够再次打进军统总部，把尖刀再次插入敌人心脏。

但"张蔚林事件"后，戴笠这只老狐狸戒心尖深，用人慎之又慎，非亲信不用，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插不进去，相当一段时间，军统内部没有"地下"，没有我们一条内线。

1945年秋天，组织上命令我重返军统。

这似乎是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当时我在警校已爬到训练处长的高座，并且可望再爬，舍此求彼，决非上策。

谁都知道我在警校的意义是深远的，只要我在那里，国民党警校每年都将有共产党的学员入校、毕业，新鲜血液源源不断。

但军统无"地下"的局面非破不可，而当时进军统希望较大的好像只有我，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不是好办法的办法了。

不久，我因在警校"树敌太多"——我故意造成呆不下去的僵局——而被戴笠召回军统，任情报二处上校副处长。

戴笠对我这个同乡的"忠心"从来也不晓得怀疑一下，也许算得上是他少有的失算之一吧。

1946年秋天，戴笠丧生不久，军统迁至南京。

不知为什么，当时组织上未能及时与我取得联系，加上初来乍到，人生地疏，一时间我的工作几乎陷入绝境，惟一使我感到温暖，感到组织的一束阳光的只剩下我的联络员，就是那个理发店老头。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工作着，强烈地感到孤独，窒息，乏力。

我需要同志，需要一个实在的组织，我企盼着、想念着，然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