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越听越觉得那个女孩的作文通篇都是撒谎，那天春游根本没有下雨，但那女孩却在那里长篇大论地描写那场春雨，那春雨滋润下的禾苗，等等等等。杨红忍不住，下课后就找到那老师，指出范文的不实之处。

老师不但不批评那个撒谎的女孩，反而问杨红：“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你懂不懂？”

后来杨红写作文也试着编造一些东西，结果作文分数就高了起来。她想，什么高于生活，撒谎罢了。编了几次，都是高分，也就越编越有兴趣，搞到后来，不编就动不了笔了。

进了高中，情况又变了，那个瘦高个的语文老师给她作文的评语总是“细节失真，编造痕迹太浓”。有时还在他认为失真的地方用红笔密密麻麻地指出为什么这个细节失真。

杨红感到那一段时间真是她高中生活最黑暗的日子。语文考试一篇作文常常占百分之四十，那个老师可以一下扣掉30分。这样她无论怎样努力，语文就只能在70分左右徘徊。语文分数一垮，总平均也就垮了。看到自己第一次跌出前十五名，杨红真是欲哭无泪。

回家跟父母诉苦，问作文到底该怎么写，父母也不知道，只说“各花入各眼。作文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之规，全看你撞在哪个老师手里了。老师觉得你写得好，你就是写得好。老师的评分标准也不一样，这个老师认为好的东西，那个老师可能觉得不好。”

杨红的父母一直都是主张她学理科的，说搞文的人，容易惹祸，搞得不好会坐“文字狱”。父母因为成分好，文化革命没受什么冲击，但看到别的老师挨批斗，也吓得够呛。

杨红起初还不以为然，说难道还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现在被两个老师这样一整，也对搞文彻底失去了兴趣。心想，还是理科好，真理就是真理，2+2就等於4，张老师说它对，李老师也要说它对。不象写文章，张老师捧上天的，李老师可以把它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