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所以现在来看，《南方周末》的时代，包括天涯、凯迪等网络社区的时代，所引起的舆论讨论的议题是相对更广阔的，这种怀旧成立吗？

吴靖：我觉得是成立的，因为那时的媒体人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他们经历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国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平民化的社会，它的关怀是很下层的，关心民众关心底层疾苦，充满正义感，对公正有强烈诉求，这在上一代媒体人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随着社会的变迁，包括教育对阶层的筛选，我们新生产出来的准中产阶级的这些知识分子，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更多关心个人利益、自我实现，而不关心传统的家国天下和社会不公。他们的知识来源也是他们熟悉的城市中产阶级环境，在情感上也完全缺失了对另类文化的认同，没有同情心，要么是忽视，要么是猎奇、居高临下。

另外，他们的生活经验已经完全脱离了草根，上一代人多少是有底层经验的，这种切身的经验非常重要，对他的情感、语言体系都是很重要的塑造。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城市里，接受这种教育，接受全球流行文化的熏陶，阅读商业小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被消费文化所建构。

我记得美国一位已经过世的教授曾经提到过，以前的记者很多是工人阶级出身，他可以深入社会，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这种情感和表达能力。现在新一代的记者依靠互联网搜集资料，坐在家里、办公室里，通过现代的通讯设备获取所有的信息，他是靠着已有的东西来生产新闻。

三

正午：在《中国语境中的技术变革与“互联网+”》那篇文章里，您提到了互联网技术在80年代进入中国实际上面对的是一个真空环境，一方面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另一方面激进主义在退潮。现在看来，那时候冲击才刚刚开始，现在似乎是全面失守的时刻。

吴靖：这就是悖论所在。我们通常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