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我问道。

“这个嘛，到时再奉告。”对方说，“只是了解情况需要很多形式和材料，所以想请您到署里去，要是可以的话。”

“换换衣服可以吧？”

“当然可以，请请。”文学表情依然，声音平淡之极，表情呆板之至。我不由想，假如五反田扮演刑警，肯定更逼真更形象。现实倒不过如此而已。

我在里边房间更衣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开着门的门口伫立不动。我穿上常穿的蓝色牛仔裤、灰毛衣和粗呢夹克。吹干头发，梳理一下，把钱夹、手册和钥匙塞进衣袋。然后关窗，熄灯，拧好煤气开关，打开录音电话，最后蹬上褐色尖头鞋。两人不无稀罕地盯着我穿鞋。渔夫仍一只脚放在门口。

离公寓大门不远处，颇为隐蔽地停着一辆普普通通的警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