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11月连休刚结束的星期三。快午休时，合伙人去了银行，我在事务所的餐厨两用房间里吃女孩做的意大利面条。意面多煮了两分钟，又没用罗勒调味，而用切细的紫苏撒在上面，但味道不坏。正当我们讨论意面做法时，电话铃响了。女孩接起，说了两三句，耸耸肩把听筒递给我。”宇宙飞船’的事，”他说，“去向弄清楚了。”

“哪里?”

“电话不好说。”他说。

双方沉默片刻。

“您的意思是?”我问。

“就是：电话中说不明白。”

“就是说不如一见喽？”

“不，”他嗫嚅道，“即使摆在您眼前，也说不明白。”

我一下子上不来词，等他继续下文。

“不是故弄玄虚，也不是开玩笑，反正想面谈。”

“好的。”

“今天5点可以吗?”

“可以。”我说，“不过能玩么?”

“当然能。”他说。

我道谢放下电话，接着吃面条。

“要去哪儿?”

“打弹子球去。去哪不知道。”

“弹子球?”

“恩，用球蹼弹球。——”

“晓得。可干嘛打什么弹子球。—。”

“这———这个世上有许许多多以我辈的哲学无法推测的东西。”

她在桌面手托下巴思索。

“弹子球打得很好?”

“以前。是我唯一能怀有自豪的领域。”

“我却什么都没有／

“也就无所谓失。”

她再度沉思。我吃最后一部分面条，吃罢从电冰箱拿姜汁清凉饮料喝。

“迟早要失去的东西没多大意义。必失之物的荣光并非真正的荣光。”

“谁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