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找丢失的高尔夫球，或傍晚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两部分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松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那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7”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迫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哎?”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土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