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地方督抚，叶向高为首辅经营多年，颇有实力，而吏部，科道，寺卿，这些地方则是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实力更强一些。

天启四年党争大乱斗的导、火、索也是赵、南星引起，二月初，新年刚过不久，六年一次的京察开始，赵、南星等人挥舞大棒，开始“尽去奸邪”的京察大计，旬月之间，将所谓“四凶”，也就是齐党楚党等三党党首和骨干列名其中，尽数以京察之名免官或是去职，一个月不到，京察黜退免职了三百多个官员，大明有史二百多年以来，京察黜退官员人数以此为最！东林党挥舞京察大棒时是爽了，赵、南星把持吏部多年，科道也在掌握之中，被东林党攻击的人首先就戴一顶奸邪的帽子，然后找出借口黜退，爽快是爽快，可也是把三党中人全部真的逼到了魏忠贤的那一边，还是自大明有史以来，少有的大量文官投效太监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简单来说，党争是万历年间埋的根，主要原因是争立太子，因为万历长期态度不明，对是否立光宗为太子犹豫不决，文官因此分裂，拥立太子是主流，但也有相当多的官员支持郑氏和福王，以期图一个拥立从龙之功，时间久了，文官中裂痕十分明显，期间有梃击，红丸，夺宫三大案，更是使各党之争如火如荼，到了天启四年京察时，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下手太狠，不给其余党派的文官活路，三百多京官被黜落，下手太重，导致大量的文官投奔阉人，简直也是大明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奇事。

后人说起魏忠贤权势滔天时，总以为是九千岁本事大过以前的太监，其实并非如此，最关键处还是文官自身分裂的厉害，党争大过一切，在东林的逼迫下，大量的文官投奔阉人，败坏国政，为了党争不顾一切，后人把明亡之责算在这些自诩为正人君子的东林党人身上，其实道理就在这里，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抗拒征收商税这一类无厘头的理由。

叶向高心情沉重，待他打开赵、南星的书子时，只看到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