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足够让南大匍匐，更别说其他的无影连环脚了。

对做研究的人来说，在不在北京，差距是极大的，除非是某些特色研究，否则，地方高校想做第二梯队都要竞争。

这就比如那篇发表在《science》上的著名的埃博拉病毒基因组测序论文，作为一篇国际合作论文，它有58名共同作者，论文在8月5号投稿，两周以后被接受，其中六人在看到论文发表以前就死于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而这些研究者，全部属于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他们当然是重要的研究者，58名共同作者都是重要的研究者，某些时候，一线研究者更是不可或缺，但特征性如此之强，如此一线的研究工作，并不一定是研究者们所追求的。

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更追求低投入高产出。

如果说，杨锐之前放出的风声，还传的不光，引起的重视不够的话，苏先凯的故事，却让杨锐和他的实验室，瞬间变成了热门话题。

年轻的CELL作者，高端仪器，还有极具人情味的实验室政策和待遇，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期待了。

杨锐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收到了1000多封履历表。

“快赶得上工厂招工了，我都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多的研究员。”杨锐望着每天都增加的信件傻笑。

“上次统计，中国有200多万名科研工作者，你这些算什么。”许正平其实也高兴，人多了他轻松，研究成果自然也能出的多一点。

杨锐“嗯嗯”的点头，道：“不知能持续多久，小苏同志的示范效应很好呀。”

苏先凯在旁腼腆的微笑，他的组织关系还没有正式调过来，但人先过来帮忙了，也是此时的一贯作风。除非是领导发话，否则，组织关系几个月办好都算是快的。

许正平则道：“示范效应是挺好的，就是这么多的简历，什么时候看得完？先说好，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