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

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老百姓开一亩他们能开百十亩，开了这个口子，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

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也很有些分量，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

吞下这个香饵，后面的钩子甩不脱。总不能说只要优免，不许重定黄册，这种话在朝堂立不住脚。苏松欠税抹平之后，重新厘定赋税，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既然如此，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他们也没法阻止。

范进的这个建议，既是个革新，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地方清查田地，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彻底得罪他们，地方没法行政。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过去的黄册不看，未来的账目不改，这次你报多少是多少。

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