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描述中，马可·波罗可谓是欧洲放眼望洋看东方的第一人，他将中国文明介绍到欧洲，虽然他看到的只是经过战乱之后宋代残存的一点文明痕迹，但是这已经比当时的欧洲要先进好几个世纪了。

这段话通过国内学者的翻译后，进行了注视，标注成因为蒙古人当时还没有接受汉文化。

那么重回西方学者们的观点中，他们认为遗憾的是，马可·波罗没有见到中国传统的遴选官员的制度——科举。

如果马可·波罗见到了，必定也会像他介绍中国物质文明那样介绍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

所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另一位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他在澳门登陆后惊讶地发现，这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之国不仅物质丰富，而且政治制度优良，简直就是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

他告诉西方人一个重大的事实:“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也就是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他还煞有介事地告诉欧洲老乡:“在中国最终实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叫做科举制。”

科举制度在中国近代被很多人诟病，在大众看来，科举凭着一篇八股文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颇为不合理，加上很多有识之士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都是科举的落榜者。

比如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等，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大才子唐伯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等等，

因此，人们对科举制度的合理性愈加怀疑。

不过与之相反，近代西方学者主流观点，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评价很高。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学者们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却高度赞赏，他们认为古代中国的人材选拔和任用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公平和最科学的。

中西方对科举的评价差别何以如此之大呢?

这主要是他们对比的参照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