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要镇定自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时候我干吗要装得这么无畏和果断。

我说：“我要无罪！”

律师看了我半天，她看了我半天，才点了点头。一句话都没有再说。

第二天，法院如期开庭。这是个小案子，来旁听的人不多，所以我一被押进法庭就很容易地在旁听席上找到了安心。她坐得不算太靠前，目光一直在看我。她的脸上向我传达着一种不露形迹的微笑，那微笑中的温暖含意只有我懂，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感到她像我的母亲。

其他旁听者我都不认识，但一群俩一伙散漫地坐着，有点像哪个大学的学生自愿来观摩庭审实况的。

除了安心的微笑外，我到今天为止，几乎不能完整地回忆那次审判的情形。我记得那天钟宁和边晓军都去了，他们是作为证人而不是旁听者去的。钟宁上场时我很冷静地和她相视，我的目光尽量心平气和，而她却依然是一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架式，她作证时的语音腔调也依然是那么咬牙切齿不肯饶人。我知道，钟宁的个性、地位、文化修养和她的年龄，都还没有让她学会宽恕。

在我的印象中，那天律师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至少那振振有词的架式使人相信她在个人水平方面基本上没掉链子。她发表的辩词的核心观点，就是我拿的这笔回扣是上交给公司后经公司负责人同意又返还给我的，因此在性质上已经属于公司对职员的奖励。我也按照她这个论点，向法庭陈述了我如何把钱交给边晓军，如何跟钟宁说这事儿以及边晓军和钟宁如何答复我等等事实。对于我的陈述，控方的证据似乎驳斥得很轻松，先是边晓军面无表情地作证说，不记得我曾交给他两万元回扣款这回事，后是钟宁高腔大嗓地否认我在送她上飞机去南京的路上跟她说过这事。边晓军从走进法庭作证到作完征走出法庭，目光始终回避和我对视，他只看着法官和检察官说话，让他离场便低头数步似的走了。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