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陈希亮，字公弼；下级，苏轼，那时还不曾号“东坡”。

不过，因为苏轼之前是由“贤良方正极言能谏科”中举的，且成绩优异，因此，苏轼得了一个雅号，叫“苏贤良”。

这是凤翔府的幕僚们取的。在他们眼中，苏轼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之高位——凤翔府签判相当于市秘书长，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

但其实，苏轼对这份工作不怎么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司陈公弼不苟言笑，严若冰霜，且时常挑苏轼的刺。

初入官场，苏轼细加琢磨，以为陈公弼是在嫉妒他，忌惮他。因为，同事们唤苏轼“苏贤良”的话，被陈公弼听到了。

不仅听到了，还大声呵斥，说苏轼不过小小签判，竟敢妄称贤良。

苏轼解释了雅名由来，但仍被批评了一顿，心里很不服气。说起来，同为眉山人，陈公弼和苏轼是老乡，苏轼怎么也想不到，老老乡竟然会针对小老乡。

这之后，苏轼觉得陈公弼特别爱打压他。但凡他起草的公文，总是被陈公弼改来改去，就连他做了调研认真写的报告，也被对方压起来不予回复。

苏轼郁闷极了，某一次他故意缺席会议，来表达不满。陈公弼十分生气，当众宣布对于这种目无组织纪律的人，要罚黄铜八斤以儆效尤。

苏轼憋屈极了，便修书给欧阳修、韩琦诉苦。信函虽已寄出，但苏轼心里有些打鼓，平心而论，除了折腾自己这事儿，陈公弼是个极为称职的父母官。要是给他招来大麻烦，却也不该。

几日后，陈公弼主持修建的凌虚台就要竣工了，他好声好气地请苏轼写一篇《凌虚台记》。

苏轼一看，“借题发挥”的机会来了，便写了一篇带刺的文章。诸如“物之废并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样的文句，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