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蒙蔽了，我还是上本谢恩吧。”

次日，朱翊钧在收到李幼滋的谢恩本后，就微微一笑，而对张居正言道：“先生记得转述朕谕给李卿家，就说朕的话，等朝鲜的赔罪款到后，就要准潘爱卿之前所奏的要继续大面积治河与开渠的事，以保将来不因旱情而影响农事，而这就需要他这个廉吏在工部看着，毕竟朕是希望将来上百万两的银子到了工部后，都能一分不差的变成河堤渠沟的。”

张居正也忍俊不禁地拱手称是起来。

而朱翊钧在耕籍礼完成后不久，的确就已收到了来自汉城余有丁和李成梁的联名奏报。

余有丁和李成梁言，朝鲜国王李晖已诛奸臣，而接下了大明派人驻兵的诏旨，并愿意从次年开始，承担大明于朝鲜的驻军之费，且已下王命撤离釜山与对马、济州官吏军士，将这些地方皆划归给天朝驻兵租借之用，同时也将府库所积皆奉旨作为赔罪款交给了问罪明军。

且按照余有丁和李成梁所奏，所得赔罪款价值为两百七十多万两白银。

虽然不是很多，但这对于大明而言，已经足以抵消这次问罪朝鲜的花费了，还能剩余不少，而增加国帑。

为此，在经执政公卿们在政事堂合议后，最终朱翊钧便让侍御司下旨，着枢密院行文李成梁，除留二十万石粮食和五万两白银给吴惟忠驻兵之补给，以及发三十万两白银赏问罪大军之将士，和留价值二十万两白银的钱粮补辽东都司藩库外，将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的钱粮运回京补太仓。

因为大明在万历朝的第一次对外用兵，不是以据其土，逼其改流为目的，而是为了更高层次的战略目的来达到军事与经济上的现实要求，才用的兵，所以也就使得这次用兵，在耗费钱粮帑银后，还能大赚一笔。

“按照成例，立大功而评定当授军功章的官兵，需来京由朕亲授军功章，但眼下谒陵礼在即，故这次问罪朝鲜而立功者当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