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了。

棉布降价了。

煤块降价了。

铁器降价了。

白糖降价了。

茶叶降价了。

每年帝国从各地征收来的赋税，在这里作为军饷、赏赐、俸禄、贵族年薪、资本利润等等，流入千家万户。

从天津运来的粮食、布匹、蔗糖、香料等，又在这里换成了白银。而这些粮食、布匹等，又不可能自己飞到千家万户，于是又有许多人从事类似的工作。

这些年，大顺的改革，是要分开看的。

对于过去的、旧的生产体系、旧的运输体系来说，他们是改革的受害者。

而对于那些消费者而言，他们实际上又是改革的受益者。

应该说，从这一点来看，京城不可能类似法革中的巴黎。

因为京城，并不是大顺的生产核心区。

但也一样，这也意味着，将来真要出了事，京城很可能以一种和平的、不怎么流血的方式，安稳度过。

某种程度上讲，因为京城的“消费城市”的特性，使得刘玉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遭到巨大的阻力。

居住在消费城市里的官僚、贵族、皇室、士兵们，他们是以一种消费的目光去看问题的。

因为煤贵，于是有了西山的铁路。

因为粮贵，于是有了废弃的漕运。

因为布贵，于是他们支持新技术的革新。

海外的白银，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士兵的饷银。

生产方式的改变，降低了生活的基本物价，至少对于京城的“土着”而言，并不需要担心这些年变化导致的住房价格的问题。

无疑，这降低了大顺这些年变革的阻力。

或许文官不少是从地方升上来的，有地方的经验。但于大顺的另一股力量军事贵族而言……

他们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