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吃早饭，就跑到一楼，给那姑娘挂了一个电话。

“喂，谁呀？”她婉声婉语地问。

我低声说出了我的名字。

“你？……有事？……”

“我想……请你今天陪我玩玩。”

“这……我在上班啊！”

“也许……也许我不久就要离开上海……”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累了……”

“累了？喂，喂！你听着，我今天请假，我在四十八路车站等你！……”

我缓缓地放下了电话。心情却更加忧郁。

我曾在上海杂技学馆深入过生活，每天清晨带着孩子们在新华路跑步。那姑娘每天在新华路扫马路。有一次我的手表掉了，自己却全然不知，等我带领孩子们从另一条马路绕回来，见她站在人行道上，招手叫住我，将手表还给了我……我们就那么认识了。

以后每天我让一个大孩子带领全体孩子跑步，我和她就站在人行道上交谈。

她是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教授的女儿。两个姐姐都下乡了，都在北大荒。一个姐姐我还认识，是三师师部宣传队的队员。我们之间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拘谨。除了小莫，我对她暴露的真实思想算最多了，我还经常将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书送给她看——她是一个很清秀很文静的姑娘。

我跳下四十八路公共汽车，看见她站在路旁等我。见了她的面，我竟不知第一句话应当说什么。

她问：“我们到哪儿去玩呢？”

我说：“到哪儿都行。”

她想了想，说：“那我们上西郊动物园去吧。”我说：“那里有老虎吗？”

她说：“有的。”

我说：“好吧，我们就去看老虎。”

到了西郊动物园，老虎躲在洞里不出来。我们没看成，却也不觉得十分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