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新义》，确定以论、策取士的方针。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分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宗泽当年作万言文，实际应判不合格）。

后来旧党当政，因为党争，《三经新义》被取消，科举的内容也随之多次变化。

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赵佶登基以后，大略恢复王安石时的做法，又因为皇帝的个人爱好，增设了画学，并将之正式纳入科举之中，是最早的国家级“艺考”。

很明显，以天下大同为己任的同舟社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经”，自然不用考经义，画学这种用于装点盛世的“艺考”也不是现在该考虑的内容。

而只考策、论的话，书院教授的大量自然学科内容又没法在考试中得到检验，考试内容必然要折中选择。

二是怎么考。

不管哪一朝的科举，都是朝廷通过考试的手段选拔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不是挑选读书的尖子。

说白了，你读书再厉害，做不了实事，做不了朝廷需要你做的实事，都不是朝廷需要的人才。

尽管绝大部分情况下，读书厉害的人考试通常也厉害，但把读书的能力和做事的本事结合起来，通过考试选拔会做事的人才，才是统治者设计科举制度必须考虑的内容。

大概因为时间尚短，经验还不足，又或许的基数还小，没有形成数量优势，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同舟社通过书院培养了大批中低端技术人才，但培养的管理人才始终很低端。

而未经书院培养的旧行政人才在执行政令中的表现，也不见得比书院出来的“放心”人才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