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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周围巡视一下。

一只大钟，是一八八九年美国制造，放在店内已经很久，我幼时时时打开玻璃罩拨动时针，又可晚点睡。

搬走这只钟实在不道德，不过，我还是用布把它裹好打算挪走。

还有柜台上一把红木铜字界尺，还是华人尺寸，今日已很少人知道华寸比英寸略长一点。

界尺沉重，妈妈在我最顽皮之际也会拿起尺作势欲打，事实这把尺从来未曾接触我皮肉。

还有，就是几帧黑白老照片了。

幼娟这时打电话来，“妈妈的遗物，你全部装箱，待我来取。”

“妈妈没有太多遗物。”

“真是，她连一副耳环也无。”

“衣服不过是天天穿那种，而且都旧了。”

“我不管，别丢掉，全给我。”幼娟饮泣。

我改变话题，“你们快结婚了吧。”

“不说了。”她挂断电话。

接着几天，我每晚抽时间出来收拾母亲遗物，我把它们放进纸箱封妥搬回家待幼娟来取。

正如我所说，母亲遗物不多，总共三只箱子。

邵容说：“这一套红木傢具你也不要？”

“送给老金吧。”

“我们会好好保存。”

我说：“现在真红木也越发稀有。”

“紫檀一早已经绝种，一日我看电视，一个装修师指着地板说：‘这是紫檀’，笑得我。”

“邵容，我真替你们高兴。”

“老金与我都不知怎样多谢你好。”

我问：“店铺有眉目没有？”

“本来律师说，今日可知答案，可是，忽然出现对手，与我们竞投。”

“什么？”我好不意外。

“大家都没想到，这会是谁？日本人还是韩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