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官军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曾国藩犹豫起来，守孝固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待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际是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