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狂才有的特质，如果评他是帝国第一劳模，也一点都不过分。

道光有一段时间曾广开言路，后来就慢慢地销声匿迹，连大臣们上的一般奏折都因工作量太大而弄出了“曲线删减”的法子。到他去世前的五六年里，道光更是惧怕听到洋务或者灾荒、盗贼之类的烦心事，一句话，耳边只要清净，就比什么都好，比什么都强。

因为这个缘故，军机处以穆彰阿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也就投其所好，常常报喜不报忧，拿道光当“大观园里的贾母”侍候着，一天到晚光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导致言路闭塞，朝廷对很多外面的情况都不了解，积累了不少问题。

咸丰要从这里开刀动手术。1850年3月，他发布上谕，下诏虚心求言，声明“凡用人行政一切事务”，均可据实上书。

皇帝有诚意，臣下们也就有了动力，进言奏折如雪片一样飞到“工作狂”的案头。咸丰从中了解到了此前父皇了解不到，或不愿了解的情况，比如各地官府的陋规弊政，盗贼草寇的蜂起云涌，财政开支的捉襟见肘。除汇报实情外，进言者也往往会相应提出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考验着纳谏者的水平和眼光，你如果自己脑袋里就是一团糨糊，没有主见和分析判断能力，看不出问题症结所在和办法的对错，到最后仍然只会是一屁股糊涂账，等于做无用功。比如鸦片战争时的扬威将军奕经，说要人家献计献策，结果收到超过四百条“策”，却没一条“策”派上用场，完全成了一个大笑话。

经过杜受田长达十几年的悉心教诲，咸丰已具备较强的理政能力。他可以从片言只句中看出进言人的思路，从中吸收好的办法，同时也能够针对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之道，甚至还可以引经据典地对他认为不妥的建议进行驳斥，而被他据理驳斥的人中赫然就有造诣极深的理学大师。

最后，咸丰从所有进言中挑出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