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普通人。

所以英语母语的普通人很容易沉浸在抽象强化后的恐惧心理中，完全没空琢磨什么责任感。

按照陈锋的推算，汉语母语的普通人将会与英语母语系的普通人表现出较大区别。

倒不是说汉语母语者这边的比例能调换过来，但着眼于未来，并落足于当下的比例会高很多。

因为汉语想问题够快。

当一个人总体知识层面偏窄，对世界本质的认知不是那么深刻与广泛时，汉语的快结构能让人更容易的想到未来。

英语的慢结构却让人的思维不得不更多停留在收集当前自己需要收集的信息上，慢速决策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信用卡的偿还诸如此类。

但再换一个层面，陈锋通过对未来的观察，又认为无论是汉语母语还是英语母语的顶级学问家，其实都能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当两种母语语言的人在各自的学术领域达到巅峰后，又不分高下了。

这部分人掌握的知识足够完善，世界观足够宏大，可以跳出自身的局限。

此时母语结构对人的情怀影响程度会下降到最低。

其实在这里还藏着一个新的逻辑悖论。

是否拥有更多知识的人更有道德？

事实并非如此。

知识培养不出道德。

道德源自人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以及成年后的自我学习。

知识的丰富与否并不完全代表道德高尚与否。

只是说，拥有崇高道德的人在学习知识时会给自己增加一些额外的责任感作为驱动力，这部分人学习知识的专注度，以及对新知识的渴望程度会比较高。

所以顶级学者里的道德水平过硬的人占比相对较高。

但不代表学者里就没有人渣，个例依然存在。

陈锋心里虽这样想，有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