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陈居委会”也有自己的小作坊，黄瀚记忆最深的就是坐落在居委会大院儿里的“花圈组”。

那里有二三十个妇女、老人上班糊花圈卖钱。

后来这低端的作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私人不仅仅糊花圈还扎纸人纸马卖。

居委会的“花圈组”是公家的，哪有可能宣扬封建迷信？

他们没有纸人纸马等等代表封建迷信的东西，只有花圈，花圈还比人家的贵。

除了公家的单位，“花圈组”根本做不到私人的生意，哪能不散伙？

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支持，有钱也未必有面子。

在改革遭遇逆流的那段时间雇工超过八个人，有可能会惹麻烦，但是镇办厂就截然不同。

为什么不可以跟“黄陈居委会”合作或者挂靠，办个披着集体外衣的私营服装作坊试试水？

如果承诺能够解决十几二十几个待业青年中的回城知情就业，而且是就业更加困难的妇女。

居委会主任宋春华肯定乐疯了，这事儿做成了，她保不准会成为政绩最突出的居委会主任。

这个加工服装的作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实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个体户。

但是有了镇办集体单位的手续，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查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查雇佣工人是不是超过八个。

为何用试试水这个说法？

那是准备看看披上镇办集体外衣后，有没有人来指手画脚干预经营，看看自己家是不是能够保持自主权，保证盈利不被瓜分？

如果这些能够保证，黄瀚有信心把作坊发展成正经八百的工厂，打造出自己的牛仔服品牌。

那时就不是雇佣几十工人，上百、几百都大有可能。

这种办法不是黄瀚想当然，而是他亲眼看到三水县不少人走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