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如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