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堂的挺经有十八条，”钱鼎铭带些调侃的语气说：“这一次不知道要用那一条？”

虽有些玩笑的意味，其实是极严重的事。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一身硬挺是出了名的，现在要如何挺法？首先曾纪鸿就关心万分，因而与黎庶昌和薛福成，口虽不言，却都直着眼看他，是作何话说？

“这一条么？”曾国藩的声音显得很苍凉，“是顶顶管用的一条。我此刻不说，将来你们就知道了。”

别人开衅，会在兵船上用“后膛螺丝开花”炮，朝岸上轰，这一身硬挺是怎么个挺法？还说“顶顶管用”，实在有些莫测高深！因而他的幕友和儿子，你一言、我一语，旁敲侧击地一定要逼他说。

“那我就说了吧！”曾国藩终于慢条斯理地答道，“这一条叫做：我死则国生。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件案子，曲直是非，现在还不甚分明，但法国人死了好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他没道理也变做有道理了。缉凶、赔银、赔不是，能依的我件件都依。如是还要开衅，就只好我来挺，法国人要开炮，我就站在他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真的开炮打死我？果真如此，各国一定不直法国所为，得道多助，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

曾国藩的神态和心情，都跟从容就义的志士一样。但六十老翁，衰病侵寻，说出这样的话来，做儿子的第一个就忍不住，眼圈一红，赶紧悄悄背过身去，拭去眼角的泪水。

他的僚友们则更有深一层的想法，勋业彪炳，封侯拜相的朝廷柱石，如今为了洋人霸道，委屈求全到情愿挨打不还手，不惜一身相殉，务求达成和议，想想也真可悲！上上下下如果再不奋发自强，替国家争口气，那就太对不起曾国藩的苦心了。

“那么请示中堂，”钱鼎铭不再劝曾国藩卸责，问他起程的日期：“那天动身，应该作何准备？不知道中堂定了主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