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卸掉了。然后，支持醇王的意见，诚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恭亲王自当益加敛抑，仰副裁成”，接着说王拯、孙翼谋的奏折，“虽各抒己见，其以恭亲王为尚可录用之人，似无异议”，这一笔的渲染，见得复用恭王，为廷臣的公议。但是如何录用，“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词宛转，而且简洁异常，全文不足三百字。而“实非臣下所敢妄拟”这句话，又实在是请求两宫太后，复用恭王领军机。因为唯有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宰辅之任——大学士和军机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国藩可当“议政大臣之任”，为大家所窃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肃王念完，那些刚才不曾发言的人，才纷纷响应。这一下，倭仁完全失败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满意。而这“四削之稿”与肃王的稿子，内容已无区别。

于是摆开两张长桌子，分列两个奏折，军机大臣列名于倭仁领衔的那个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余人列名于肃王的那个折子。不愿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御史潘祖荫、内阁学士殷兆镛、御史王维珍、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等等，都另有话说，别具奏折。

这许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给事中谭钟麟、广成他们联名的一个，身为言官，谏劝的措词，不妨率直，所以说得比较透彻，以为“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廊庙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视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这几句话，鞭辟入里，也是四方的公论。慈禧太后颇生警惕，知道应该适可而止了。否则，有理变成无理，民心清议，归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实有关系”。

于是，她在与慈安太后商议以后，第二天召见军机大臣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