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传来的消息，证明陈公博的想法完全错了。首先是汪精卫由虹口搬到了”越界筑路”的沪西愚园路1136弄，住的是前交通部长，贵州人王伯群的房子。王伯群当过大夏大学校长，迎娶大夏校花保志宁，是上海滩上一大艳闻；愚园路的华厦，便是藏娇的金屋；汪精卫假此作公馆，是由大夏校长傅式说居间而借住，还是借日本人的势力强加征用，是一个谜。

传来的第二个消息，更使得陈公博忧心忡忡，汪精卫终于在5月的最后一天，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陆军的专机，飞到了横须贺军用机场，再改坐汽车，直驶东京。除了已正式担任日本与汪精卫之间的联络人，并正式在上海组织了”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及犬养健以外，还有日本驻华的外交官清水董三、矢野征记，表明这一次汪精卫的东京之行，是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请。重庆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第一起谴责汪精卫的文章，说他的行为，与敌机空袭时，在地面施放信号无异。

汪精卫自己的随员，一共5个人，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一到东京，便安置在日本十大财阀之一的古河虎之助男爵的别墅；唯独高宗武例外，以他有肺病为由，让他一个人住在与”古河矿山”企业有关系的制铁商大谷米太郎的家；这种明显的猜忌，促成了高宗武脱离汪系的决心。

其实，这时候日本的政治气候是很清楚的。继近卫而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是日本法西斯蒂的领袖，一直在想执政，但为曾留法10年，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西园寺公爵所抑制；直到这一次军部要推动日德意三国同盟，方始脱颖而出。

平沼的政治资本是陆军的统制派，其中牵线的是统制派巨头小矶国昭，七七事变发生后，正任朝鲜军司令官的小矶国昭，力主扩大；以后陆军推出设置”兴亚院”的计划，本来预定由小矶去主持；近卫一看不妙，抢先发表指挥金山卫登陆的皇道派要员，柳川平助中将为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