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只说安全没有保障；实际上人人都明白，偏独安全，连生活都成问题。总不能说老由日本人接济；那一来更坐实了汉奸的罪名，而且是日本人”御用汉奸”。

其中确确实实也有怀抱天真的想法，为汪精卫的”理想”所感动，不顾”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来从事和平运动的；此时将周佛海的话仔细体味了一下，不由得大为泄气——事实俱在，搞”和平运动”已变成一种职业；”组府”不过是找个啖饭之地，这跟落草为寇，有什么两样？

在何炳贤，也发现了一个事先应该想到，而不曾想到的，极现实的大问题：要人家停止”组府”可以；”善后问题”不是起陈公博一句”我来设法补救”可以解决的。也许来自重庆及其他内地的人，还可以”归队”；在沦陷区就地招兵买马这件事怎么说？如果中止”组府”，由兴亚院拨来的”盐余”，立刻就拿不到了。且莫道”天涯阵阵嗷鸿苦，说与哀蝉傥未谙”；光只眼前，纵有”落叶”作薪，奈何无米为炊；汪精卫总不能与”去潮俱渺”，一走了之。

话虽如此，仍不能作明知岂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何炳贤强调陈公博”国不可分，党必统一”的原则，以为在抵抗外敌侵略时，国内决不能有分裂的现象；而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的”汪先生”，只发表国是主张就尽够了，决不应该进一步从事于可为举国所误解的工作。

周佛海的辩才也很来得，而且学过唯物辩证法的人，通常都有一套很巧妙的逻辑，只要一不小心，落入对方逻辑的圈套，往往越说越拧，全是对方的理。

所以何炳贤唇枪舌剑，奋勇进攻，仍然无济于事！最后一场无结果而散——所谓”干部会议”，只是一次周佛海与何炳贤的辩论会而已。

铩羽而归的何炳贤，大为丧气；陈公博反倒保持着几分乐观，他安慰何炳贤说：“不要紧！如果我什么都不参加，我想汪先生还不致于一意孤行。”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