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说；好而行不通也不必说。我只有一心愿：党万万不可分裂；蒋先生跟汪先生千万要合作到底！唉，到底又分裂了。”

“这一次的责任——。”有人含蓄地没有再说下去。

陈公博此时亦不愿先分辨责任；管自己说下去：“求党的团结，不但在我实业部4年如此；离开实业部仍然如此。我记得实业部卸任以后，张岳军先生承蒋先生之命来征求我同意，出使意大利，我坚辞不就。为什么呢？老母在堂，不忍远游，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汪先生出国治疗，我再奉使远方，一定会有谣言发生。党内一有谣言，结果有时非意料所及，常理可度，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离南京，一直到八一三为止。”

“不过，”有人笑道：“星期五夜车到上海；星期天夜车回南京，是照例公事”。

陈公博笑而不答；然后脸色又转为严肃，”去年在汉口，党的统一呼声又起。有一天立夫跟辞修到德明饭店来看我；辞修很率直，他说：过去党的纠纷，我们三个人都应该负责任。我笑着回答：在民国廿一年以前，可以说我应该负两分责任；廿一年以后，我绝不负任何责任。立夫同意我的话。就是那两分责任，现在回想，也有点不可思议。”

“请举例以明之。”

陈公博沉思了好一会才开口：“我无意指出谁要负主要责任，不过每次纠纷，我都不是居于发动的地位；而每一次都变成首要分子，仿佛魏延，生来就有反骨。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不是！一切演变，往往非始料所及，像十六年宁汉分立，我在南昌主张国府和总司令部都迁汉口；因为当时我确实知道，共党并没有多大力量，心想国府和总司令部同时迁到汉口，这样的声势，何难将共产镇压下去？哪里知道，后来毕竟引起宁汉分立。”

“那么，扩大会议呢？”

“我在《革命评论》停刊以后，到了欧洲，本想作久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