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耿绩之说的是”新老板”——新艳秋。

“她几时来的？”

“来了有三五天了。很想跟你见个面；又怕你不愿意见她。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邀她作陪；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

“没有什么不愿意。不过，我倒不知你跟她很熟。”

“我认识她比你早。不过，我没有做过她的入幕之宾。”耿绩之说：“你别忘了，我是曾仲鸣极熟的朋友。”

耿绩之与新艳秋熟识，是由于曾仲鸣的关系；曾仲鸣与耿绩之一样，从小就在法国读书，前后十几年，他们的交情由于同视法国为第二故乡的缘故，有一种无可言喻的亲切，是不难理解的事。

但是，新艳秋与曾仲鸣的特殊关系，却完全出于偶然。这要从北伐成功说起。

北伐成功，继以东北易帜；全国终于复告统一。但从袁世凯窃国以来，十几年之间，内传的说法是，中央是在”削藩”。因此酝酿而成为一次”新三藩之乱”的”中原大战”。

这时是民国19年初夏，在香港的汪精卫，由于陈璧君的朝夕絮聒，领袖欲发作了，与心腹曾仲鸣、陈公博商定了一个在北方组府的计划；初步是联合阎、冯、李发表”共同宣言”。由陈公博携着宣言草稿到太原去接头，由阎锡山主持政治；汪精卫主持党务；冯玉祥、李宗仁主持军事。

所以至此，乃因内战稍戢后，好不容易打倒北洋军阀，重新建立民国，但伴随而来的大问题是，民穷财尽的中央政府，如何养得起4个集团军？因此，大局一定，立即召开编遣会议，计划裁军。这本来是民国17年7月6日，蒋、冯、阎、李四总司令在北平市西山碧云寺，祭告国父时，所一致同意的办法，取消各集团军司令；将来军队以师为单位，留国防军50至60个师；另编宪兵26万人。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回防区以后，异议纷起，致有这一协议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