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发表。

所谓”适当时间”是何时，汪精卫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最后之心情》显然已与离开重庆时所抱的失败主义大不相同；一开头就说：“兆铭于民国二十七年离渝，迄今六载。当时国际情形，今已大变；我由孤立无援而与英美结为同一阵线，中国前途，忽有一线曙光，此兆铭数年来所切望而虑其不能实现者。”

“回忆民国二十七年时，欧战局势，一蹶千里，远东成日本独霸之局，各国袖手，以陈旧飞机助我者唯一苏俄。推求其故，无非欲我苦撑糜烂到底，以解东方日本之威胁，隐以弱我国本。为苏俄计，实计之得！为中国计，讵能供人牺牲至此，而不自图保存保全之道？舍忍痛言和莫若！”

不但心情改变，立场亦已不同，隐隐然赞成与英美同盟而抗战了。接下来正好谈到发起和平运动的原始动机。

开头一段话是表明他的反共立场。不但他也承认，”脱渝主和”是”与虎谋皮”，目的是”为沦陷区中人民获得若干生存条件之保障。”又说。”即将来战事敉起，兆铭等负责将陷区交还政府，亦当胜于日本直接卵翼之组织或维持会之伦。”

这是指”维新政府”、”临时政府”而言，在后面还有一段解说；蒋委员长”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用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解组混乱，国将不国，非兆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起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既入陷区，则必外与日人交涉，而内与旧军阀政客，及敌人卵翼下之各政权交涉。

即国府过去所打倒者如吴佩孚，所斥如安福余孽梁鸿志、王揖唐辈，以及日人特殊之鹰犬、东北亡国十余年之叛将，铭亦必尽量假以词色，以期对日交涉之无梗。”

这又是反共的进一步引申，如果蒋委员长一有言和的表示，延安的共产党，立即就会展开猛烈地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