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远了。在黄埔军校成立后，我应戴季陶先生电邀，回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第三国际的代表是鲍罗廷，我跟他大辩论过几次；我告诉他——。”

周佛海告诉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国民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所需要的是后者，不是前者。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在当前并不需要农民对地主，与无产阶级对资本阶级的斗争。那样会将力量抵消，适足以予敌以可乘之机，使得外患内忧，更加严重。共产党如果真想跟国民党合作，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全力来参加国民革命。

鲍罗廷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看法。在经过几次激辩后，周佛海发觉第三国际仍是以苏俄为本位；完全没有顾到中国人的愿望。因此，周佛海正式提出退出共产党的通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深夜去敲周家的大门，将周佛海从梦中唤醒，苦苦相劝。可是一直磨到天亮，周佛海依然无动于衷，周恩来只得怅然而去。

“我自问对国民党是有贡献的，不过我也必须坦白地说，这一份贡献并不能抵消我在组织中国共产党上造的孽。”周佛海又说：“最教我耿耿不安的是，煽动了许多纯洁青年，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开会；其中有三十多人，后来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中国班，经过瞿秋白的翻译，学习马克思理论；虽然也有迷途知返的，但大多数在以后成了中共最坚强、最有力的干部，像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就是。想不到那年我不过化了一个月不到的工夫，在长沙、武昌、安庆、芜湖、南京跑了一圈；会留下这么深的祸根。我很惭愧地公开这一段经过，是表示我的忏悔，我对不住国家，尤其对不住我的家乡湖南。老实说，今天我追随汪先生从事和平运动，主要的一个目的，是在反共。希望司徒博士到了重庆，为我解释我的心境。”

对于周佛海的悲苦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