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勉强维持中等水平而努力的学生。他们说高中很难念，也许是的。经常是在凌晨两点，我迷迷糊糊地醒来，台灯依旧疲惫而衰老地支撑着这个小屋的夜晚，我几乎听得见台灯咳嗽的声音。姐姐瘦了，饭桌上更加沉默甚至僵硬。好多个夜晚我看见她咬着嘴唇把一张张试卷和老师不再给她高分的素描撕得粉碎，我害怕地缩在被子里，听着纸张碎裂的声音，下意识地分辨着姐姐正在撕的是试卷还是素描纸，还有姐姐也许夹杂着哽咽的喘息。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个男孩来爱姐姐，她会不会好一些？

绢姨的摄影展代替了我假想中的男孩。除了我，没有谁见过姐姐不美丽的脸和凝视绢姨的照片的眼睛搭配起来是一个怎样的瞬间，还有周围艰难的灯光。那时候我真心实意地祈祷绢姨的影展能够成功，为了姐姐。

我做不到像姐姐一样，我无法百分之百地仰慕绢姨的作品。当我用十九岁的眼睛来打量它们时，看见了一个又一个“优美的沧桑”、“精致的颓废”、“美好的悲哀”、“尊严的贫穷”——这类的偏正短语我相信还有很多。你说世界上没有尊严的贫穷？那你一定没去过西藏。要拍废墟时，绢姨的眼睛就会变成月光，看似温柔地笼罩其实远隔万里；要拍伤疤时，绢姨的眼睛就变成手术刀锋上的那一抹寒光，看似凌厉其实小心翼翼地切去一切不堪入目的部分。它们很美，我承认，可它们没有《纽约》里的那种勇气。但是十六岁的姐姐，她崇拜一切完美。

现在我回想起绢姨开影展的那年冬天，觉得自己的童年，就是在那个季节结束的。

傍晚，妈妈接我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家门居然开着。走进客厅，发现绢姨的房间的门也半开着。从我站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墙上那幅《纽约》，还有爸爸和绢姨。绢姨的脸埋在爸爸的肩头，爸爸的胳膊紧得有些粗暴地搂着她的腰。妈妈从后面捂住我的嘴，她的手上还带着户外的寒气。妈妈在我的耳朵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