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缓解会稽内陆开发的矛盾，减少本地人对于引侨人南下垦荒的抵触阻力。

第三就是能够增加大量的赋税，盐板、盐田都是新增的生产资料，还不像土地一样各家据地自肥，郡府可以快速登籍造册，掌握更大的赋税来源，效果肯定远胜于强硬推行土断。

这些意义，每一个都比沈氏一家单纯垄断晒盐收获要大得多。沈哲子不是良善之人，想要支持北伐，凭朝廷的赋税收入根本不可能维持太久，而且他也根本不相信那些南北高门。只有自己掌握庞大财源，才能获得更大主动权。

所以，推行晒盐法之后，对会稽的经营便要提到新的高度，哪怕无所不用其极，都要将这三吴腹心握在自己手中。

虞潭对于晒盐法的重视，还要超过沈哲子的预期，可见其立事功之心迫切。

接触的时人越多，沈哲子就越发现，后世言及东晋，必称玄虚无为，其实颇有些以偏概全。最起码在这东晋初年，山河动荡，社稷未稳，时下人还是不乏任事之心的，无论为家族还是为社稷，各自格局不论，但确实不乏尝试。

出世的洒脱，入世的艰难，几乎在每一个时人心内焦灼对抗。

真正流于完全玄谈无为成为舆论主导，应该是到了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永和年间。南渡老人泰半去世，各家子弟耽于现状，又无才能。但即便是在那个时期，仍有谯国桓氏异军突起，屡屡对北方用兵。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道，任何单一的标签似乎都有失公允。

譬如同行的虞潭，六十老叟仍要奔波任上，其目的和节操不必细论，只要行为能够为世人带来好的影响，就是值得肯定的。

人至察则无徒，这是一个居上位者该有的认识和特质。沈哲子虽然还未上位，但早已经以预备役而自居，觉得自己应该大肚能容，让不同人才在他的格局内各逞其能。

到了武康时，虞潭亲自前往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