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知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华工这边其实也都是文盲。

不算朱富贵和李春发两人，一共三十七名华工中，认字的只有五人。

除了戚文长和张长贵是太平军小军官出身，其他三人都是掌柜伙计之类的身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欠下一大笔钱，不得不远渡重洋来混一口吃的。

就这么五个人，已经是朱富贵的文化补习班的主力了。

朱富贵的要求也不高，能认识阿拉伯数字的0-10，会用简体汉字写自己的名字，会唱一首《恭喜恭喜》，就算脱盲了。

不要觉得这脱盲的要求太低。

要知道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印度，统计国内文盲水平的标准还不如朱富贵这个呢。

即便这样，印度的文盲率依然高达30%左右。

身处十九世纪中下叶，朱富贵觉得自己不能头铁去和新中国的扫盲运动比。

能比肩大国印度，已然心满意足。

……

除了认字之外，汉语口语的传授也不容易。

在原本的历史上，殷人的土语最终基本全都灭绝了，每个印第安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朱富贵自然也没有保护他们传统文化的心思。

在二十一世纪，即便是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在提倡保护方言，保护民族语言。

却不知道先辈们为了对付这些东西花费了多少心血。

不流血的书同文、车同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好在刚刚经历过龙骨飞升事件，殷人们对于学习“祖先的语言”热情很高。

可华工内部却产生了分歧。

分歧的内容还是关于方言的，那就是国朝正音之争。

华工当中，以福建和两广人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