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说：“差不多，看最终的法律界定。”

关昊想了想，扔掉手中的铅笔，说道：“我谈谈我的看法。尽管我是被伤害的对象，就像赵刚同志所说的，有些问题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治砂政策早就经过了层层法律认证，合情合理合法，为什么还有这么大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说明我们的工作的确是没做到位，至少有不细的地方。另外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深思，那就是纠正一项政策的艰难程度，我们不但要为不合理的政策买单，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如果没人为我挡这一刀，如果对方拿的不是水果刀而是专门的杀人工具，今天我就不可能坐在这里说话了，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执政者在作出任何一项决定时都要考虑的问题，是否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治砂，甚至是强力治砂的目的，就是对以往政策的修正，就是要下猛药表明政府的决心。在有一点就是考虑到对方是个刚满16岁的学生，而且不明真相，又是受了别人情绪的影响，我的意见是尽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真要追究的话，可能这个孩子一生都完了。我认为他在课堂读书比呆在监狱里对社会有用。但必要的教育和惩戒不可少，还有要追究他的监护人的责任，并对他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词要从严训诫。再有处理这个问题时要以大局为重，以治砂大业为重。我有的时候想起砂石料有可能引发的洪水、耕地、道路甚至集体上访等问题时，心里就害怕，这个问题是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关昊的话令在座的常委们陷入了深思。

常远问：“他毕竟触犯了法律，咱说不追究法律就不追究了？”

赵刚说：“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只要受害者不去做伤残鉴定，法律基本是认同的。”

常远问：“医院有消息吗？”

赵刚说：“我回来时和刘梅先去的医院，她转院了。”

关昊一愣，刚想说话，常远抢先问道：“情况不好吗？”